原標題：中國電影如何面向未來：李朝陽專訪
齊魯晚報06月28日訊：第24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於2017年4月8日在京開幕。《乘風破浪》、《我不是潘金蓮》、《湄公河行動》等34部國產影片進行瞭各獎項的爭奪。作為電影節重要組成部分的“亞洲電影的文化想象”研討會於4月13日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這是本屆電影節與會人數最多的學術會議，既有來自學術界的泰鬥，也有傑出的青年學者，共同探討瞭亞洲和中國民族電影的發展現狀。一向以幽默、思想深刻、犀利著稱的李朝陽副教授也參加瞭此次盛會，並發表瞭主題演講《中國電影如何面向未來》。
李朝陽副教授是我國著名的電影人，在國內核心期刊和CSSCI來源期刊發表瞭幾十篇論文，出版多本影視理論專著，對中國電影、動畫電影、電視劇等領域進行瞭深入而又鞭撻如理的分析和探討。他是國內首位對國產電影的“過度民族化”和“形式民族化”展開系統性理論批判的專業人士，代表性論文有《武俠影視劇中武術文化之具象表達的重要性和策略》、《論國產動畫片的傳統文化元素開發》、《從電影 葉問 看中國影視劇的傳統文化開發策略》、《形式、內容、內蘊——談中國動畫“民族化”的表達誤區》等。作為國傢教育部社科基金主持人，李朝陽副教授還主持、參與瞭多個科研項目；作為大學教師，他所主講的課程“語言的力量——公共演講的源流、素養與藝術”，被評為“國傢級精品課程”，以及“中國大學精品視頻公開課Top150”，所授通識課“釋夢”獲“第十屆首都特色行業院校改革與發展論壇優秀網絡課程”三等獎，並獲得獲第八屆“中直機關青年崗位能手”稱號，以及兩次獲得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教學基本功比賽第一名，是深受大學生喜愛的教師。懷著對這位非常有個性的學者的好奇，記者對他進行瞭專訪。
“單從票房無法看出中國電影在走上坡路，因為當前中國觀眾的‘影商’過低，因為看電影是先交錢，就算上當，但錢已經花瞭。”
“中國電影之所以思想貧乏、除油煙機文化空洞，乃是因為它隻註重民族性，卻忽略瞭人性。”
“在電影院看國產電影，經常就像強忍著痛苦吞下苦藥。看瞭這麼多年的國產電影，我早就成瞭‘藥罐子’，但好處在於久病成醫。”
……
以上為李朝陽語錄。
記者：你為什麼選擇“中國電影如何面向未來”作為你的演講主題？
李朝陽：大學生電影節，和亞洲電影的文化想象，單就名稱而言，就能看出，它們有一種非常密切的聯系。因為，大學生代表著未來電影創作的主體，“想象”的生成物可能就是中國電影未來的內容，因此，為中國電影的未來進行謀劃，在我看來，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比明星們走紅地毯更加重要，也更加有意義。
記者：你覺得中國電影當前存在哪些問題或發展瓶頸？
李朝陽：中國有很多優秀的導演和演員，但奇怪的是，我們很難在電影院看到令人滿意的國產電影。這說明什麼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電影不知道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文化挑戰，關於中國電影本土特色的執著，限制瞭電影人以一種開放的視角審視全球化語境之下的大眾文化。所以，中國電影就走向瞭兩個極端，一是自娛自樂的媚俗的大眾路線，二是小眾的文藝電影，但既依托於商業邏輯同時又富有人文內涵的佳作則極其稀缺，尤其是能夠走出國門，在海外市場獲得好評和高票房的電影幾近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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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還有什麼客觀原因會限制中國電影未來的發展？
李朝陽：科技。以3D、IMAX等技術為依托的視聽奇觀是未來電影的主流，因為這種消費體驗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小屏幕媒介所不具備的，是電影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同時，觀眾審美趣味也必然不會僅僅滿足於視聽奇觀，對於思想和文化價值的攝取也是這種精神消費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國電影在面對電影高科技的機遇和挑戰時，顯得力不從心、急功近利和盲目，往往流於審美的形式主義，而不知道如何為科技註入情感、趣味和意蘊。
記者：你在演講時提到瞭李安，能講一講他的電影和科技美學的關系嗎？
李朝陽：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一部3D電影，獲得第85屆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視覺效果、最佳攝影和最佳音樂四項大獎。這部電影用高科技數字技術呈現瞭如同哲學一般深邃的藝術世界。很長時間以來，大多數人認為，技術革新隻會日漸擠壓人文藝術的生存空間，高清晰度的、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必然損害藝術精神所要求的超越性、超驗性、模糊性。但是，在這部電影中，李安以實證的手法，給出瞭相反的答案：技術完全有可能表達深層藝術結構中所蘊藏的難以用語言表達的哲思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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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如果沿著這一思路，是不是可以推測，動畫電影在未來會更加流行，畢竟動畫電影的技術屬性更為明顯？
李朝陽：一定是這樣。動畫電影不由真人扮演，隻要創作者所能想象到的，它全部都能表現，這是電影藝術表達的徹底自由。從技術的發展來看，擬像必然會更加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人們對於虛擬影像的接受程度會越來越高。從社會心理的角度看，成人審美心理的某種“兒童化”或者“童真化”，似乎也是人類文明進化的一種趨勢。實際上，還有很多原因，我們甚至可以說，動畫藝術應該獨立於電影藝術而存在。
記者：你在你的著作《中國動畫的民族性研究——基於傳統文化表達的視角》一書中曾提出“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這一觀點，這剛好與傳統的觀點相反，你能簡單解釋一下嗎？
李朝陽：這一判斷是基於全球化背景之下提出的。首先，大眾文化是全球最為流行的文化；其次，大眾文化是全球文化的使者，全球文化因大眾文化而趨同；（3）美國文化引領著全球大眾文化的潮流，掌控者大眾文化的走向，扮演著大眾文化的主導者。由這三點可以得出結論：美國文化是世界性的流行文化，它深遠地影響著世界上的每一個民族，因此，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這就是為什麼席琳 迪翁“My Heart Will Go On”響徹全球，而中國的《茉莉花》隻能在某些場合去表演，而不能成為流行文化的原因。
記者：如何才能讓《茉莉花》唱響全球呢？
李朝陽：拍一部能取得《泰坦尼克號》全球票房水平的電影，讓最著名的歌星演唱這首歌作為主題曲吧，或許有可能。
記者：你能給全國的電影專業的大學生們一些忠告嗎？
李朝陽：技術與藝術、民族與世界，歷史與現代，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可能是中國電影在未來幾十年內都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領域。我們需要有一顆熱愛電影之心，但更需要打破藩籬的創意和思想；希望寄托在我們這些學者身上，但更寄托在當代的大學生朋友們身上。希望因為你們，中國電影的未來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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